注冊商標成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稱或者沒有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可以向商標局申請撤銷該注冊商標。商標局應當自收到申請之日起九個月內做出決定。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經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1]，可以延長三個月。

 

       從上述法條中可以發現，商標被撤銷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沒有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使用，因為在使用中自行改變商標的有關注冊事項還有一次責令限期改正的機會，而如果商標被以沒有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使用為由提出撤三申請，那注冊人必須提供其在指定期限內依法使用涉案商標的證據材料，若其未在規定期限內提交證據或者提交的證據證明力不足，則將面臨商標被撤銷的后果。許多注冊人都有共同的疑問，何謂沒有正當理由連續三年不使用？哪些理由可以被稱為正當理由？法條告訴了我們答案。

 

       《商標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七條：下列情形屬于商標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正當理由：

 

       （一）不可抗力；

 

       （二）政府政策性限制；

 

       （三）破產清算；

 

       （四）其他不可歸責于商標注冊人的正當事由。

 

       根據上述法條可知，適用不使用正當理由的原則是相關事由應該是出于不可歸責于商標注冊人的客觀原因導致的，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就被司法機關認定為不可抗力。對不可抗力和破產清算的不使用正當理由的認定并不會產生太大的分歧，但對第二項政府政策性限制的適用，筆者認為不應簡單根據文理解釋而得出定論。

 

       為了更好的說明在實務中遇到的問題，在此以一例說明：某外國企業在第38類電視播放服務上注冊了商標，獲得商標專用權后連續三年以上未使用，被申請撤三后商標權人答辯稱其多年未使用涉案商標系由于中國政府的政策性限制，故而其未使用涉案商標屬于商標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正當理由。根據國務院頒布的《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二款的有關規定，國家禁止設立外資經營、中外合資經營和中外合作經營的廣播電臺、電視臺[2]。從這一行政法規來看，似乎該外國企業未使用涉案商標理所應當歸責于政府政策性限制，屬于不使用正當理由而不應被撤銷。筆者認為應跳出文字的表面而發掘“第四十九條之政府政策性限制”更深刻的內涵，為了更好的理解這一法條，我們需要回答這樣的幾個問題。第一，商標撤三制度設立的目的是什么？第二，相關的國家政策是否屬于不可歸責于注冊人的客觀原因？第三，商標發揮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什么？

 

       首先，我們回答第一個問題。撤三制度設立的目的是清理閑置商標，激活商標的價值，讓商標維持生命力，幫助真正需要商標的主體獲得商標權利。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之有關精神，撤三制度的目的不是要懲罰商標注冊人不使用注冊商標的行為，而是要督促商標注冊人使用商標，發揮商標的價值，撤銷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或許可以形象的說，商標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炒的。這里說的“炒”在形式上不僅包括商標轉讓還包括囤積商標。部分人的觀點簡單的引用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之第二十六條第四款[3]，認為商標權人有使用意圖并有實際使用的必要準備便可以視為對商標進行了實際使用，這是斷章取義。第二十六條第四款全文中包含但書，其核心內容是：使用意圖+必要準備+客觀原因未實際使用=正當理由。通過這個公式我們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對正當理由的認定是非常嚴格的，不僅要滿足因客觀原因未實際使用，還要滿足有使用意圖和必要準備。既然最高人民法院對正當理由的認定如此謹慎，那對正當理由的核心部分，即所謂的客觀原因是否也應保持謹慎態度呢？答案是肯定的。要看清楚客觀原因的真面目，我們需要回答上文第二個問題。

 

       相關的國家政策是否屬于不可歸責于注冊人的客觀原因呢？繼續以上文例子分析，該外國企業的答辯理由系因中國國務院的行政法規限制的客觀原因而未實際使用涉案商標，然而基于對不使用正當理由的謹慎適用原則，該理由應該達到同時[4]滿足“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程度，才足以匹配《商標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七條明確指出的幾種正當理由，《商標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七條的四項內容應該是并列關系，而非其他，其令商標權利人不可抗拒的客觀事由的阻卻程度應該相當，所以要求客觀原因達到同時滿足“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程度是合理且合法的，因為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的不可抗力就要求阻卻力達到這個標準。在明確這一原理后再來分析該外國企業主張的不使用正當理由，其主張《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阻卻了其使用涉案商標是否同時滿足“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條件？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該條例歷經三次修訂[5]，已生效二十三年，每一次修訂對外資進入我國廣播電視領域的規定都態度明確，若追溯到該條例生效前，相關領域的限制則更加嚴格。這樣一項七十年來穩定實施的國家政策怎么可能會出現不能預見的情況。因此在該案中，商標權人明知我國在有關領域的政策規定，其亦清楚明白的知曉其將要申請注冊的商標不可能在我國進行實際使用，卻依然申請注冊了涉案商標，其目的簡單明了，即搶占商標資源。一個明知不能使用而申請注冊的商標，一個為搶占商標資源而囤積“霸座”的商標，我們能否認定其具有不使用的正當理由？這個理由正當嗎？這同商標撤三制度設立的宗旨相符嗎？這與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一致嗎？答案是否定的。要厘清上述疑問，我們必須清楚的回答上文提出的第三個問題。

 

       商標發揮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什么？我國《商標法》指出：商標是能將自己的商品或服務與他人的商品和服務區分開的標志。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認為：商標是將某商品或服務標明是某具體個人或企業所生產或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的顯著標志。我們可以簡單地認為商標就是一個標志，那這個標志發揮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呢？首先當然是要讓消費者能夠看到這個標志。要讓一件申請注冊之前就明知無法使用的商標發揮價值，好比皇帝的新裝一樣虛無縹緲。我們都知道商標的生命在于使用，商標的價值在使用中才能得到體現，故而立法者通過立法的方式確立了商標撤三制度，為商標權人設立了使用商標的義務，并且區別于一般民事訴訟中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商標使用證據的舉證責任倒置給了商標權人，這一切都是為了督促商標權人通過使用實際發揮商標的價值。回到前述案例，該外國企業所謂的政府政策性限制的理由根本不屬于客觀原因，就算其注冊之前不了解我國相關政策，但其注冊后根本無法使用涉案商標的事實無法改變，一邊提前占用商標，一邊觀望我國相關政策會否發生變化的做法也與《商標法》關于商標使用的價值觀相違背，也沖擊了撤三制度設立的意義。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既然行政法規長期穩定地進行了有關的限制，那便代表了我國政府的一貫態度，國家政策是嚴肅的，通常不可能在一定時期內發生重大的變動，難道我們要一直以不使用正當理由來保護一個根本不能使用的商標，容忍前述外國企業期待我國相關行政法規發生重大改變嗎？顯然不應該也不能這樣做。

 

       綜合前文，筆者認為政府政策性限制的適用不能與我國長期穩定實施的相關法律或行政法規的精神背道而馳，不能給別有用心的商標申請人囤積、搶注商標以可趁之機，嚴格謹慎地適用商標不使用正當理由符合促進知識產權行政執法標準和司法裁判標準相統一的精神，在全面依法保護知識產權的道路上我們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