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高院四維案：實質上并未完全排除產品銷售地的管轄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9年在公報案例四維實業（深圳）有限公司等訴艾利丹尼森公司等侵犯商業秘密糾紛案管轄權異議裁定[1]（下稱“四維案”）中認定：“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的規定，銷售侵犯商業秘密所制造的侵權產品并不屬于該法所列明的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故被控銷售侵犯商業秘密所制造的侵權產品的行為不是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使用商業秘密的過程，通常是制造侵權產品的過程，當侵權產品制造完成時，使用商業秘密的侵權結果即同時發生，不宜將該侵權產品的銷售地視為使用商業秘密的侵權結果發生地。”

 

       該案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為商業秘密案件產品銷售地的管轄問題明確了一定的規則。由于商業秘密不像專利、商標具有公示的法定權利外觀，一般銷售商難以基于自身能力發現生產商存在商業秘密侵權行為，所以《反不正當競爭法》并未像其它知識產權部門法那樣將銷售行為列明為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故而生產者之外的一般銷售商對侵權產品的銷售行為沒有承擔責任的法律基礎，無法基于單純銷售行為建立管轄連接點。自該案發布后，商業秘密司法實務中基本排除了以普通的產品銷售地進行管轄的情形，這也導致相較于其他類型的知識產權訴訟，商業秘密訴訟的管轄地選擇更少，對訴訟策略的要求更高。

 

       盡管如此，四維案也并不意味著商業秘密案件完全排除產品銷售地的管轄。最高人民法院在四維案中明確的裁判規則是商業秘密案件中侵權產品的銷售地不應作為“侵權結果發生地”進而作為確定管轄的連接點，并未否定銷售地在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的情況下作為侵權行為實施地進行管轄的可行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理解與適用》（2011年版）及《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理解與適用》（2021年版）可印證筆者觀點，其在商業秘密案件地域管轄一節均明確寫道，“不能簡單以產品銷售商為被告提起訴訟，也不能由產品銷售地法院對產品制造者行使管轄權，除非表面證據已經表明銷售商和制造商構成共同侵權。”

 

       雖然一般銷售商對侵權產品的銷售行為不屬于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列舉的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但并不意味著具有主觀惡意的銷售行為不受任何法律的規制。基于《民法典》侵權責任條款或《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性條款，若銷售商對侵權行為明知的情況下仍銷售相關產品，顯然有違誠信原則和商業道德，并使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和損害后果進一步擴大和延伸，應構成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此時產品銷售地就成為了直接的侵權行為實施地，可以據此建立管轄連接點。值得一提的是，據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商業秘密民事司法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一稿中曾規定“第三人明知或應知被訴侵權產品屬于侵犯技術秘密行為直接獲得的產品，仍然銷售、許諾銷售該產品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其停止實施銷售、許諾銷售行為，并承擔侵權賠償責任。”[2]雖然該條最終未被保留在公開征求意見稿及最終生效文本中，但該條秉持的觀點無疑是符合基礎法律邏輯的。

 

       二  近年來相關司法實踐情況

 

       雖然四維案之后司法實踐鮮有簡單以產品銷售地確定管轄的情形，但如上文所述，商業秘密案件并未完全排除產品銷售地的管轄，法院在特定情況下，也會基于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來判定商業秘密案件的管轄或銷售商的法律責任。

 

       1.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若購買者對侵權行為明知或應知，可在銷售地建立管轄

 

       天津聯力公司等與繆世茂等侵害商業秘密糾紛案[3]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明確遵循四維案確立的裁判規則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理解與適用》（2011年版）商業秘密銷售地管轄規定的基礎上，認定“雖然原告主張被告將其使用被訴侵權的技術設備生產的產品銷售給中石化燕山公司，但在原告未提供初步證據表明中石化燕山公司對被訴侵犯商業秘密行為是明知或者應知的情況下，不能將銷售地認定為使用商業秘密的侵權結果發生地。”換言之，如果原告能夠提供初步證據表明中石化燕山公司對侵權行為是“明知或應知”，銷售地可以作為案件的管轄地。

 

        2.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銷售商明知產品侵權仍予以銷售，構成幫助侵權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在上海東富龍公司、上海天祥·健臺公司與廣州白云山明興公司侵害商業秘密糾紛案[4]中，對使用商業秘密生產制造的侵權產品生產銷售后，其他銷售商后續銷售行為的定性進行了詳細論述：“生產商以外的其他銷售商銷售侵害商業秘密產品的行為不屬于擅自使用他人的商業秘密的行為，而是在客觀上構成對使用商業秘密行為的幫助。即正是基于后續的銷售行為才促成使用商業秘密損害后果的發生。因此只有在銷售商明知其銷售的系侵害商業秘密的產品而仍然予以銷售的情況下，才可能承擔幫助侵權的民事責任。”

 

       雖然本案未直接涉及管轄問題，但銷售地能否作為商業秘密案件管轄地與銷售行為的定性直接相關。依照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的觀點，銷售商明知系侵害商業秘密的產品而仍予以銷售，構成幫助侵權。在此基礎上，銷售商的銷售行為就屬于幫助侵權行為，銷售地可作為侵權行為實施地建立管轄。

 

        3. 最高人民法院：特定情況下產品銷售地可以作為管轄連接點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作出的斯凱瑞利北京公司訴深圳成谷公司、齊魯電子分公司、農行山東分行侵害技術秘密案管轄權異議裁定[5]明確在特定情況下產品銷售地可以作為管轄連接點，該案也為實踐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思路和洞見。

 

       在該案中，原告主張，被告深圳成谷公司使用涉案技術秘密仿造芯片，并將安裝芯片的ETC車載單元銷售給被告齊魯電子，再轉售給被告農行山東分行，由農行山東分行在濟南市發售給社會公眾。原告認為因購買人啟動ETC車載單元就會自動調用技術秘密包含的驅動方法，因此本案銷售行為實施地就是深圳成谷公司允許他人使用涉案商業秘密的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齊魯電子與農行山東分行在濟南市銷售ETC車載單元是成谷公司侵害涉案技術秘密前后相連的一環，三者共同完成了侵權行為。據此在濟南市提起了本案訴訟。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原告主張的深圳成谷公司允許他人使用涉案商業秘密這一被訴侵權行為發生在濟南市。另外，齊魯電子、農行山東分行銷售了ETC車載單元，原告據此認為齊魯電子、農行山東分行與成谷公司共同完成了侵權行為，因此，齊魯電子、農行山東分行與本案被訴侵權事實具有形式上的關聯性，可以作為確定管轄法院的連結點。

 

       實質上，原告主張的被告允許“他人使用商業秘密”的侵權行為，在本案中是指社會公眾作為終端消費者對ETC車載單元的使用行為。無論是根據四維案 “使用商業秘密的過程，通常是制造侵權產品的過程”的裁判規則，還是司法實踐的通行觀點，善意的終端消費者對產品的正常使用行為并非“使用商業秘密行為”。因此，該案管轄的確定雖然披著“被告允許他人使用商業秘密的侵權行為地”的外衣，但本質上仍是基于原告主張的齊魯電子、農行山東分行銷售侵權產品的共同侵權行為，以產品銷售地作為管轄連結點。

 

        另外，在該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進一步確認，只要“與被訴侵權事實具有形式上的關聯性就可以作為確定管轄法院的連結點。至于成谷公司、齊魯電子、農行山東分行的行為是否屬于侵害技術秘密的行為、三者是否構成共同侵權等，均屬于應在案件實體審理中予以審查的問題，不影響在管轄權異議審理階段對管轄連結點的判斷和管轄法院的確定。”也就是說，若權利人主張銷售商構成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從而由產品銷售地法院管轄，在管轄權確定階段，權利人一般只需要對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的事實提供初步證據即可，不需要達到證明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成立的強度。

 

       三  結語

 

       基于現行法框架和司法實踐情況，商業秘密案件并沒有也不宜完全排除產品銷售地的管轄。若權利人提供初步證據表明銷售商明知或應知產品侵犯他人商業秘密仍進行銷售，或銷售商存在其它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的行為，理應可以基于銷售商的侵權行為在銷售地建立管轄連接點?？紤]到確定管轄權時一般不涉及對案件實體爭議的認定，該初步證據并不要求達到證明共同侵權或幫助侵權成立的強度。

 

 注釋：

 [1]最高人民法院 (2007)民三終字第10號民事裁定書。

[2]范靜波：《商業秘密民事訴訟司法實務疑難問題探討》，載微信公眾號：上海知產法院，              https://mp.weixin.qq.com/s/5RG2I3IQ8PG62ymYaibASA，最后訪問日期：2023年2月17日。

[3]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1847號民事裁定書。

[4]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2019)滬民終129號民事判決書。

[5]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轄終371號民事裁定書。